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跌宕升沉,波涛壮阔,现代安溪茶叶对外贸易史

秋风扫落叶 Lv.1

2020-6-11 01:09:22 | 只看作者
宋元期间,茶叶是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物资











唐宋,泉州刺桐港是我国四大对外贸易口岸之一,与埃及的亚历山大港齐名,被誉为中世纪“东方第一大港”。泉州港是宋代闽茶出口的重要直达站,安溪的茶叶和闽北的乌龙茶、红茶先集合到这里再装船运到天下各地。

刺桐港地点地九日山遗存有“嘉泰辛酉(1201)十有一月庚申,郡守倪思正甫遵令典祈风于昭惠庙,既事,登九日山憩怀古堂,回谒唐相姜公墓,至莲花岩斗茶而归” ,以及“天朗气清,惠风和畅,男女携筐,采摘新茶”(莲花石后背右侧,宋傅宗教诗)、“岩缝茶香”(莲花石正面,公元1011年泉州郡守高惠连题)、“斗茶而归”(莲花石东面,公元1247年赵师耕题)等与茶有关的摩崖石刻。







清徐松在《宋会要辑稿》具体记录泉州及各地的茶叶对外贸易情况:“国家置市舶司于泉、广,兜揽岛夷,阜通货贿,彼之所阙者,丝、瓷、茗、醴之属,皆所愿得。”安溪茶叶销往58个国家和地域,遍及东南亚、西非、北非等。

考古以为,1973年泉州湾后渚港挖掘的宋代古船,是在安溪假寓的海商巨富蒲开宗、蒲寿庚父子及其蒲氏家属的“香料船”。《宋史•食货志》记录:“宋之经费,茶盐矾之外,惟香之利最博,故以官为市”。蒲家老小喜茶,其子蒲寿宬诗作中有很多茶诗,其中一首写道:“煮茶与客早回去,夕照前山路更多。从今决意修茗事,典衣买树榯井边。”《蒲日和传》记录:其子孙蒲日和(又称蒲和日)曾随郑和下西洋,被授与镇抚官职。




安溪凤城茂园巷,系南宋时阿拉伯人蒲氏、金氏在安溪的居住地。

此巷原称蒲园巷,因闽南话“蒲”与“墓”近音,故改成“茂园巷”。

元至元八年(1271年)8月13日到达、次年2月分开刺桐的意大利安科纳市犹太贩子雅各,在回忆录《光亮之城》中说:“在城里的市场上,可以看到很多好的工具,如大米,五花八门的水果、香草等。还有一种用灌木的小叶子做成的饮料,那种工具在他们中心很受重视,不外尝起来都很苦。”这是西欧最早有关中国茶的笔墨记录。

明代起,茶叶出口贸易逐步转移到厦门港




明代,泉州港因海禁和口岸淤积,厦门港逐步成为乌龙茶出口的集散地。明万历三十八年(1610年),荷兰人在爪哇万丹采办由厦门贩子运去的茶叶,今后又在爪哇、苏门答腊屡次采办华茶,转运欧洲卖到英国等,并按厦门方言茶的读音“TAY”称茶为“THEE”。崇祯十年(1637年)4月6 日,英国东印度公司初次到广州采办茶叶,1644年、1676年前后在厦门设立代庖处、商馆,收买的茶叶先运到印度马德拉斯集合再转运到英国。曾前后担任北京、牛庄(今辽宁营口)、厦门海关通译的英国人包含,在《厦门》一书中写道:“厦门乃昔日中国第一输出茶的口岸……毫无疑问,是荷兰人从厦门获得茶今后,首先将茶先容到欧洲去。”




明末清初,郑成功以厦门为抗清基地,采纳“通洋裕国,以商养兵”的战略,大力成长对外贸易。郑成功控制的对外贸易物资,主如果茶叶。

清代,乌龙茶对外贸易进入壮盛期间




19世纪的厦门常关(清前期,雅片战争失利,五口通商,为与新海关有别,原工关、户关改成常关)

进人清代后,直到十九世纪末期,乌龙茶的对外外贸迎来了光辉期间。世纪初,来华贸易的西方贩子日益把贸易爱好转向茶叶,茶叶出口不竭增加,占外贸的比重逐步进步,并终极取代丝绸、磁器成为最重要的出口商品。阮旻锡《安溪茶歌》就有“西洋番舶岁来买,王钱非论凭官牙”的论述。

英国东印度公司自介入茶叶贸易起,茶叶货值占自中国输出货值大部分年份连结在50%以上。到世纪末,东印度公司“集合力经营茶叶贸易”,所占比重进步到85%,世纪初高达90%以上。1773年,英国政府经过《救济东印度公司条例》,赐与东印度公司北美销售茶叶的专利权,引发美国人的极大不满,纽约、费城、查尔斯顿等地拒绝卸载茶叶。 昔时11月,东印度公司的茶叶商船“达特茅斯号” ( Dartmouth) 从厦门到达波士顿。12月16日早晨60 名“自在之子”化装成印第安人上船,将东印度公司三条船上的342箱茶叶倾倒入海。波士顿倾茶事务今后,英国会经过了《波士顿口岸法》、《马萨诸塞政府法》、《司法法》和《驻营法》等赏罚性的法令,激起了北美人的激烈抵挡,结合召开了第一届大陆会议。英国派兵弹压,致使北美自力战争爆发,1776年7月4日美利坚合众国宣乐建立。1784年,美国与中国的间接贸易起头,茶叶成为美商的首选商品。接着,法国、瑞典、丹麦等其他欧美国家也纷纷展开茶叶贸易。茶叶占列国自华翰出货值的65-75%。




1973年,美国刊行的“波士顿倾茶事务”主题邮票,以纪念北美群众抗击英国殖民虐政的“波士顿倾茶事务”。

清代,福建茶叶首要经过福州、厦门两大通商口岸出口。清康熙二十二年(1683),清廷开放海禁,在厦门设立海关。《沙县志》(1928年)载:“乌龙茶在同治初(1862年)出一万余箱(每箱40斤),光绪十年至二十八年(1884—1902年)计增至三万五千箱。”据海关材料,到光绪四年(1878年),福建茶叶出口达80万担,约占昔时全国年出口总量的1/3。

1842年五口通商后,安溪茶叶约80%从厦门运销外洋。厦门口岸史料记录:咸丰八年至同治三年间(1858-1864年),英国每年从厦门口岸输入的乌龙茶达1800-3000吨。光绪三年(1877年),厦们出口的乌龙茶达5425.68吨,其中出口到英国的乌龙茶高达4500吨,安溪乌龙茶约占40-60%。同治十三年至光绪元年(1874-1875年),美国从厦门口岸输入乌龙茶3.47吨。




英商胡夏米在雅片战争前曾对福建可资贸易的货物停止观察,并采购了两种安溪茶,他说:“安溪茶,广州经常售价是十八两或二十两”,“合丰牌,一大箱安溪茶,广州时价约十六两。”因而可知,安溪茶已在广州市场上出售。另据英商的记录,1838-1939年英国贩子在广州采购的安溪茶为10.6万磅(约合九万多市斤)。

美国传教士卢荟明(Justus Doolittle)于咸丰年间(1850年)到福建福州等地担任琼记洋行翻译,在所编著的《精华萃林韵府》书中罗列了1869-1870销售茶叶称号:芝兰、芝蕊、紫缨、紫芝、紫桂、紫莲、长春、永生、贞利、真味、真妙、秋香……

1877年今后,由于销路扩大,出现精雕细刻、以次充好、质量低下的现象,没法与台湾、日本的产物合作,对欧美市场出口终究逐步衰落。到1900年,仅剩下406吨,大部分销往东南亚华侨聚居的国家和地域。

二十世纪初,“侨销茶”兴起,安溪茶商走出国门




进人二十世纪后,福建“侨销茶”兴起,众多在外洋出格是东南亚的华侨纷纷经营茶叶买卖,成为茶叶外贸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。

清乾隆年间,西坪尧阳人王冬到越南开设“冬记”茶行,并在越南12个省开设分店,配制“冬记”大红铁观音,驰名中南半岛。

咸丰年间,虎邱罗岩村人林宏元配造“金泰”铁观音,由其子林诗国和林书国拜托新加坡的“荣泰号”茶行代理经销。

光绪(1875-1908年)间,西坪尧阳茶农王量、王称兄弟6人,从台湾返运茶叶往印尼,在雅加达、泗水、井里汶等地开设“珍春茶行”。茶商王定安与张占魁合办“建成号”茶厂,经营乌龙茶,在台湾每况愈下。五口通商后,葡萄牙贩子插足欧州茶叶贸易,拉动澳门茶叶市场的成长,安溪茶人王芳春等人还赴澳门经营茶叶,并以强大的经济气力间接从安溪贩运茶叶到澳门出售。

东南亚列国经营茶叶的大部分是安溪华侨。新加坡是马来群岛的转口贸易中心,1928年新加坡茶商公会建立时会员有24家,到1952年增至30家;到四十年月,马来西亚各地开办茶店达二、三十家;泰国年进口乌龙茶约200吨左右。

1928年9月,新加坡茶商公会建立,虎邱镇罗岩村人林庆年持久担任会长。“义和发”茶行的白锡碧持久担任暹罗国(今泰国)茶商公会理事长。安溪铁观音被外洋茶人们视为奇货,常常用作“镇店之宝”。据统计,这一期间,安溪茶叶每年销往新加坡800余吨,马来西亚200余吨,暹罗国160余吨,菲律宾100余吨。

香港不单是茶叶的消耗城市,又是茶叶的转运口岸,以普洱茶和乌龙茶为主,批发兼零售的茶庄、茶行达200多家。1949年,香港销售的乌龙茶约150吨,1980年厦门输往香港包括转口的乌龙茶为吨1130吨。




20世纪30年月,安溪人在东南亚开设的茶号有一百余家,其中著名的有新加坡的“林金泰”、“源崇美”、“高铭发”、“林和泰”,马来西亚的“三阳”茶行、“梅记”茶行、“兴记”茶行,印度尼西亚的“王梅记”茶行、“王金彩”茶行,泰国的“义和发”茶行、“三九”茶行、“集友”茶行、“炳记”茶行,越南的“冬记”茶行、“锦芳”茶行、“泰山”茶行。澳门的“王芳春”茶行,香港的“尧阳”茶行、“福记”茶行、“谦记”茶行、“泉芳”茶行,台湾的“张协兴”茶行、“王瑞珍”茶行、“宝记”茶行、王有记茶业公司、正达茶业公司、祥兴茶业公司、“龙泉”茶庄、“峰圃”茶庄,均广为人知。

民国五年(1916年)10月,西坪茶商王西在台湾加入日本总署举行的“万寿桃”牌铁观音茶王赛中获得金奖,得金牌一枚,为第一个铁观音茶王。







  民国三十四年(1945年),王联丹配制的铁观音在新加坡举行的“泰山岳”牌铁观音茶叶评选中被评为特等奖,荣获金牌一枚,金笔一对。王联丹为福建省第一个在外洋获奖的铁观音茶王。

明清期间:“日升茶行”遍及国内外,每况愈下




明洪武年间,泉州开元紫云黄守恭裔孙到五阆山下的高坪(今尚卿乡科名、科洋、黄岭等)假寓,广辟茶园,建造乌龙茶。

正德年间,科名黄氏先祖黄宗进创建“日升堂”,经营医药、茶叶、地理,操纵精湛的医术和收藏的老茶研制具有药勤奋用的“日升茶饼”。

清乾隆十三年(1748年),黄奕保考中进士,与同科进士、拜把兄弟西坪留山名流潘思光经常交换、钻研茶叶的采制、蕴藏方式,改良、提升茶叶品格,晚年在厦门开设“日升茶行”。




日升茶行的侨批

嘉庆年间,黄章銮到台湾经商,并开设“日升茶行”。

光绪十二年(1886年),黄鼎礼殿试第一位敕封岁进士。其兄黄鼎仁到马来西亚行医,并开设“日升茶行”。

清末另一个岁进士黄光环有五个儿子,其中宗子黄祖咸在印度尼西亚,三子黄祖毓在台湾,四子黄祖邦、五子黄祖德在马来西亚行医或经商,前后在东南亚诸国和台湾开设“日升茶行”。




民国早期,“日曻茶行”多达数十家,遍及厦门、广东、港澳台等地及东南亚列国,抗日战争爆发后连续封闭。

抗战爆发,茶叶对外贸易衰落




民国26年(1937年),抗日战争爆发,茶政失理,仕宦营私,福州、厦门相继沦亡,海路被封,运输、出口受阻,各行各业遭到严重破坏。大片茶园荒凉,很多茶厂开张,茶叶生产接近绝境,至1949年全县茶园面积剩下1394.67公顷(1939年福建省农林处农业经济研讨室观察,安溪县的茶空中积在一九三四年为73650亩,一九三九年为39760亩),茶叶产量降到419.6吨,本来80%出口的安溪茶叶堕入低谷。曾有民谣:皇亲国戚何足惜,观音不如菜豆叶;茶叶上市没人叫,砍下茶树当柴烧。

虽然面临窘境,但安溪人仍然对峙生产,狭缝求保存,在抗战沦亡期间只要安溪茶源源不竭运抵全国各销区及东南亚地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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